诗人的居所

古今往来，只要一谜上写诗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，故诗人无不是“半仙之体”，其眼光和趣味也显然与常人不同，对“住房问题”，他们的看法总有匪夷所思之处。

杜甫酸是个比较讲求实际的人。他住的显然是危房

：一到八月，秋风乍起，“三重茅”便席卷而去。难怪他愕然长叹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屁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他尽管是个名满天下的诗人，还没有得意忘形，知道自己首先是个寒士。他的愿望肯定是过分了，但不难理解。

李白则不同。谁都知道他是何许人，一端酒杯就仿佛吃了豹子胆，当然也不排除借酒装疯的可能，否则他怎敢叫贵妃研磨、太监脱靴？他曾说：“我有一古宅，嵩高玉女峰”，堪称豪情万丈，可惜不着边际，他自己也清楚，不过是说说而已。诗人也有脚踏实地的时候，《山中问答》里写道：“问余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大心自闲。桃花流水索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要求似乎也不是太高，仅是强调环境的优美。

相比之下，王维就老实得多，他的《少年游》里有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先锋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。”“高楼”在这首诗里应该不仅仅是“道具”，也一定是诗人所向往的处所。我不相信他只想在里面衔觞赋诗，不想在其中悠然高卧。

陶渊明虽说没有明确地表示希望住在何处，只要读过他的诗文，也就大致明白他心目中的栖身之所是什么样子。他为人低调，但如果以为他的愿望也就容易满足，便就大错特错了。他的淡薄是由于他仕途不顺，而仕途不顺则是由于他对自由和恬静的渴望。他先后做过幕僚、参军等职，皆因“不堪吏职”辞归。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，仅仅因为顶头上司要来巡视，而他不愿“束带见之”，便挂冠而去当他的村夫野老，宁愿过“种豆南山下”，“戴月禾锄归”的清苦日子。他的“住房问题”应该说最难解决，为的是他虽不在乎“三室、两厅”，却讲究“周边环境”。他要求有山有水，还得有一片蔚为壮观的桃花林，而且“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，这就踏破铁鞋无觅处了。其实陶渊明也未必真的有次奢望，我然他为何故弄玄虚仅安排一个武陵人去大饱眼福，而让无数的书呆子羡慕不已？